墨子之思想（三）天志与权威思想

  墨子为“兼爱”之说寻一价值肯定,遂转至天志之理论。在《兼爱》三篇中，墨子仅说明“兼爱”为平乱之有效方法;此仅是在实效上肯定“兼爱”,尚非在内含价值上肯定“兼爱”。实效之肯定与价值之肯定原为截然两事。有实效者未必即有价值。因所谓“实效”皆是相关于一定目的而言,本身只有与其目的间之因果关联，其价值亦应随其目的之价值而被决定。

  就理论意义看,欲肯定“兼爱”之价值，本可有两种可能说法：其一是证明兼爱之目的（即平乱)之价值，再由此推进“兼爱”之价值。如此处理即是肯定“平乱’之“内含价值”,而只将“兼爱”看作达成“平乱”之有效手段。换言之，即只肯定“兼爱”之“工具价值”。另一可能则是，直接肯定“兼爱”之“内含价值”，此则须诉于另一价值根源。如此处理时，可以将“平乱”之价值一并于此予以肯定,亦可以将“平乱”抛开。

  墨子所取之途径乃第二种，即由另一价值根源肯定“兼爱”之价值,亦同时肯定“平乱”之价值。此一价值根源即墨子所说之“天志”。

《天志上》，谓：

   顺天意者,兼相爱，交相利,必得赏;反天意者,别相恶,交相贼，必得罚。

  此直接言天志(或“天意”)之要求“兼爱”，而天志为墨子所承认之价值根源(见下）,故如此即直接肯定“兼爱”之价值。

《天志中》,又谓：

  天之意不欲大国之攻小国也，大家之乱小家也。

  则是以“乱”为天所不欲，即肯定“平乱”之合天意。

然仅言“赏罚”或“欲”，尚末足以说明之为价值根源。于是墨子故又有“义”自天出之说。此说纯以权威主义观念为基础。引述如下：

  子墨子曰：今天下之君子之欲为仁义者，则不可不察义之所从出…然则义何从出？子墨子曰：义不从愚且贱者出，必自贵且知者出……然则，新为贵？新为知？曰：天为责，天知而已矣。然则，义果自天出矣。

  此明言价值规范出于“天”（义即“合理”，指价值规范言)。而其根据则在于“天为贵，天知”。权威主义之立场固至为明显。

  但墨子又将治乱问题与“义”合而言之,而谓：

  天下有义则治，无义则乱。

  于是功利主义与权威主义之观点又会合为一。

  墨子既以“天志”为最高价值规范,故有如下之说：

  子墨子言曰：我有天志,譬若轮人之有规，匠人之有矩。轮匠执其规矩，以度天下之方國，曰：中者是也，不中者非也。

  如此,天志为最高之权威尺度，即为价值规范。天意欲人“兼爱”，故“兼爱”有价值。且“义”出自“天”，于是将合乎“义”化为合乎“天志”(或天意）。另一面又谓“有义则治，无义则乱”，则治之所以为“好”“乱”之所以为“坏”,亦由于天志如此。

  此为权威主义之价值观。再进一步,墨子又将“天”与“天子”连而言之，谓：

  今天下之士君子，皆明于天子之正天下也，而不明于天之正天子也。是故古之圣人明以此说人日：天子有善，天能赏之;天子有过,天能罚之。

  此说将天志之超越权威与人同之权威连为一体，遂产生一权威系列之观念。而直通《尚同》中之国家理论。

  在论及墨子之“尚同”理论之前，有一问题应 顺便提及，此即墨子立说之立场问题。昔人有以为墨学乃代表平民及贱役之立场，其说大抵以“墨”为刑名为据。又因墨子及其徒众在生活上力求俭约，送以其人生态度与贵族不相同，进而推论其立场为反 贵族之立场。持此说者,虽常有所征证,但若持与墨子之主要理论比观,则显

然不合。墨子诚不以当时贵族之生活为然，但其理由在于以为此种生活徒为社会之浪费,并非基于反贵族之观念。盖墨子真正兴趣所在，仅是改善社会一般生活问题。墨子之基本态度在于强调“实用”而轻视多余之享受，即荀子所谓“上功用”大俭约”之意,而非持某种立场反对统治者。附会之说，或以为墨子之所以“大俭约”，目的即在反对贵族之奢任。此当非完全不可通;但若进而推论墨子为争平民利益而反对统治阶级者，则实大谬。观墨子天志之说,已可见其权威主义倾向，再观“尚同”之论，则更可知墨子一心为统治者着想;墨子之说中,拥护统治者之权威之程度，远较儒家为甚。凡读《尚同》而稍加思考者，必能见此中真相所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