墨子之思想（二）兼爱

  墨子思想之基源问题为“如何改善社会生活”。盖因其思想中心在于“兴天下之利”，“利”即指社会利益。墨家之“改善”特指实际生活情况之改善，与儒家强调文化德性之“改善”泾渭分明。因此墨子学说第一主脉为功利主义。

 而对于社会秩序之建立，墨子持权威主义观点，即以为必需下同乎上，此是其思想之第二主脉。

  由功利主义之观念，乃生出非乐、非攻之说;由权威主义之观念，乃生出天志、尚同之说;然此两条主脉皆汇于兼爱说中。故论墨子之学,即自兼爱着手，再逐步展示其权威主义 与功利主义之理论。

1.兼爱

所谓“兼爱”，即指普遍互爱。此种主张本不足为奇，但墨子之主张兼爱，则是自治乱问题着眼，而非一道德意义之理论。《兼爱上》揭此义云：

“圣人以治天下为事者也，必知乱之所自起，焉能治之，不知乱之所自起，则不能治。”

  墨子盖以为秋平天下之“乱”，须察“乱”之源，然则“乱”之源何在？墨子以为在于人不能互爱。故又曰：

  “当（尝）察乱何自起？起不相愛。臣子之不孝君父，所谓乱也，子自爱，不爱父，故亏父而自利。弟自爱，不爱兄，故亏兄而自利，臣自爱，不爱君，故亏君而自利。此所谓乱也。”

  简而言之，墨子以乱之根源于人不能相爱之故，个人之间相侵至此，则家与家、国与国更相侵害则可知矣。

  墨子故谓：

“故天下兼相爱则治，交相恶则乱。”

对此一论点,劳思光作出以下之解析：

  第一，就墨子之论据而言，若果以平乱求治为基本目的，又以“不相爱”为“乱”之源，则本应引出较深之问题。即如就事象一面着眼，应引出“人间冲突之客观因素何在”一问题;就自觉心一面着眼，应引出“自觉心取何种方向乃能避免亏人自利”一问题。但墨子不向客观方面推究,亦不向自觉心内层反省，只扣住中间一段，欲直接转“不相爱”为“兼相爱”。于是此后一切理论均以此点为中心。是故论墨学者无不以“兼爱”为墨学之代表观念。学者先掌握此一关键,方能知墨学之内层脉络所在。

第二,就“兼爱”本身论，主张“兼爱”本为平乱求治，则此目的乃实用之目的，而”兼爱”之主张亦作为一必有实效之主张而提出。则墨子自己亦强调“兼爱”为必可行之主张，且为不难行之主张。人或以为“兼爱”之说虽善而不可用，而墨子答谓：

“用而不可,虽我亦将非之。”

此皆谓“兼爱”为必可实行、必可收效之主张。其所以如此，则因

墨子本以实效观点提出此说。故其功利主义之思想亦由此逐渐透出。

第三,论“兼爱”时，墨子虽强调实效，但另一面又不能不解释“兼爱”之正当性所由。于是引出墨子之价值规范理论。此说通过《天志》至《尚同》而完成。此为墨子学说中之权威主义思想。

墨子之权威主义思想引生其国家理论及含宗教色彩之观念，为墨学中最显著之部分，下篇将续论之。